枷是封建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刑具，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。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，就有了枷的记载。枷“以干木为之”，两半合起，中有孔洞，用以严重限制被捕人犯的身体活动。

　　据《易经·噬嗑》篇记载，枷“上九何校灭耳凶”。北宋学者程颐对这句话解释说：“……善积而不可掩，罪大而不可解者，故何校而灭其耳凶可知矣。何，负也，谓在颈也。”对于罪大恶极的人，给他的脖子上套上沉重的木枷，防止他逃跑；使他戴的枷木厚度超过耳朵，不让他听到外界的声音。因此，枷有两种职能：一是防止犯人逃跑；二是隔断犯人同外界的联系。在北魏武宣帝永平元年（公元508年），为处罚所谓“大逆外叛”的罪犯，特制了一种大枷，并规定了枷的长度、宽度、厚度。

　　唐朝法律允许采用刑讯手段。《唐律疏议·断狱律》开宗明义：“诸应讯囚者，必先以情审查辞理，反复参验犹未能决，事须讯问者，立案同判，然后拷讯。”唐代由于审判经验的积累，拷讯方法也制度化，如规定拷囚不得超过三次，总数不得超过二百，但这些限制很少具有约束力，连皇帝也承认司法机关“肆行惨虐，曾靡人心”，“楚疼初心，何求不得。”武则天时，为排除异己，巩固自己的统治，厉行酷吏政治，这时的刑讯逼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
　　这一时期，来俊臣、索元礼等一批酷吏发明了“定百脉”“喘不得”“突地吼”“著即承”“失魂魄”“实同反”“反是实”“死猪愁”“求即死”“求破家”等十号大枷，还有“累日节食，连宵缓门，昼夜摇撼，使不得眠，号曰宿囚”，和“两手捧枷，累砖于上，号曰仙人献果；立高木之上，枷柄向后拗之，名玉女登梯”，以及“凤凰晒翅”“猕猴钻”等种种酷刑，骇人听闻。来俊臣主持洛州牧院和皇城丽景门的刑狱时，“每鞫囚，不问轻重，多以醋灌鼻，禁地牢中”。在这种威逼下，囚犯“战栗流汗，望风自诬”。

　　唐朝正式规定：“枷长五尺以上，六尺以下；颊长二尺五寸以上，六寸以下；共阔一尺四寸以上，六寸以下；径头三寸以上，四寸以下。”至宋朝则规定了枷的重量。宋枷开始分二十五斤和二十斤两种。宋真宗景德四年（公元1007年），颁文规定杖罪犯人戴十五斤重的枷，同时还规定枷必须使用干的木料做，并将其大小轻重刻在枷上，以便监督。

　　明代的枷也分三等，“死罪重三十五斤，徒流重二十斤，杖罪重十五斤”。但明代还有达120斤的超重枷，虽有“百斤大枷不得轻用”的规定，但各州郡官员都有人使用百斤以上的大枷。这时，枷的花样也繁多了，有一枷枷两人的“连枷”；有脚下抽砖而枷固定的“立枷”；有架上设枷，架下挖坑，人站坑中颈上戴的“地枷”。明代的枷不但是狱具和讯具，还成了行刑的刑具。枷成为法定刑“五刑”（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）之外的必要补充。地方官往往对有伤风化、事关伦常的案件，有警戒意义的案件处以枷刑，让这些犯人在闹市戴枷示众，又称“枷示”，是一种羞辱刑。

　　清朝的枷呈方形，分两级，重者为七十斤，轻者六十斤。康熙八年以后，刑部规定：囚禁的人犯，不戴木枷，只用细练。使枷只作刑罚而用，不作它用了。光绪二十九年，经刑部奏准：“除留竹片以备刑讯之用，此外各种刑具，尽行废除，枷号亦一概芟削。”从此，枷不论是作为狱具、讯具，还是作为刑具，都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了。